调查幸福

——对话幸福学专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

记者 黄琳

“笑一笑，要很幸福的样子。”拍照的时候，摄影师对 奚恺元 先生说。“幸福”虽然是工作中相遇最多的一个词，但“摆出”幸福的要求还是让 奚 教授不知所措。

2 月 5 日 ， 17 度的天气在冬日的上海有些罕见，慵懒的阳光洒在身上，甚是舒畅。瑞金宾馆的草地上，人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

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著名的幸福学研究者、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 奚恺元 先生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聊起了“幸福”这个温暖的字眼。

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一件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您中学毕业后，全家移民美国，在夏威夷读的本科，您当时选择的专业是心理学，为什么呢？

奚恺元：我从小就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想把他们凝固下来，成为永恒。而且，我从小喜欢画画，这让我养成了把观察的东西永恒化的习惯，另外，我还希望能用科学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观察人的行为，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永恒化，这个事实上，就是心理学。表面看起来我对画画的爱好和对心理学的爱好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第二个原因呢，我想是因为我从中国跑到美国，那个时候，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中美都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我发觉人的行为还是有很多共性的。我在中国念的小学和中学，那时比较重视数理化，所以当时我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家非常崇拜，因为他们竟然能找出那么多的物理学规律，受到这个影响，我认为自己也应该找出人行为中的规律。

到了美国之后，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也看到人和人之间一些共同的地方，所以觉得如果说有一种科学能够像物理学一样寻找人行为的规律，那是很有趣的。于是发现了心理学这门科学，而且国外对于这么学科是研究了很多年的，所以好像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一件事情。

（笑）当时选择这个专业，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将来的就业情况等问题，完全是凭自己内在的一股劲。

《瞭望东方周刊》：从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据说有数所名牌大学的心理系给您聘书，为什么您最终选择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

奚恺元：这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去年它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美最好的商学院） , 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强项是经济学，心理学家很少。

但是这对我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个很好的经历。因为在商学院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一个是在商学院你会碰到很多其他学科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等，他们会给我带来很多从别的方面看问题的视角，这些对我的研究都很有帮助；另一个是商学院的学生会提出很多心理学界无法提出的实战性的问题，这使我认识到，心理学研究成果不应该仅是给其他心理学家看，而更应该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并且为社会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后来怎么开始研究 Hedonomics （“幸福学”）的呢？

奚恺元：这个问题挺有趣。

我对幸福学感兴趣，与三个背景有关。第一个是与我自己心理学的学术背景有关。事实上，我从本科开始，研究的东西都和人的主观情绪有关，比如说，本科时研究的感情传染，研究生时期我的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情商的学者，这个对于我研究人的主观情绪非常有影响。可以说，我从本科到博士到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我大部分研究都是和人的主观感受有关系的。尽管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把它拉到幸福学的高度上来，但事实上它是幸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另外从周围的环境来说，也有关系。心理学家到了商学院去了以后，会跟经济学家有一种交互，当时心理学家对经济学家有一种挑战，也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就是经济学家认为人是无限理性的，而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而且更深的一点，是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隐性的假设，认为人的选择的是能够极大化自己福利的，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知道怎么样极大化自己的福利，所以很多人决策后并不能让自己更加开心。这是第二个原因，它使得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研究，心理学怎么样才能够对经济学提供有用的补充。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美国和中国都看到很多人拼命在赚钱，并且越来越富，但很多人还是生活得不幸福。所以我觉得，尽管提高财富是提高幸福的一个手段，但事实上提高幸福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别的方面。这让我对幸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什么因素能提高人的整体幸福感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认为这将是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为什么这么说？你找到了一条让幸福最大化的规律了吗？

奚恺元：从学术角度来说幸福学是一个新领域，现在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还要看幸福学是否能够做到两点：一是能够科学地总结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规律；第二呢，是这些规律，能够帮助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当然这不是某一个学者能够完成的，而要有许多人添砖加瓦。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倡导者，能够研究一块砖头和一块砖头之间规律的人。

我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是评估性理论。评估性理论就是研究什么因素需要通过比较来影响人们的幸福，什么因素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

比如钻石的大小是要通过比较来影响人们的感受的。 1 克拉的钻石，往往在和半克拉的钻石相比较的时候，才会知道好坏。反之，气温的高低就可以比较直接的影响人们的感受。无需比较，人们也会知道 20 度的气温比 10 度的气温舒服。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改善哪些因素才能更全面提高幸福呢？一般来讲，在无需比较就能影响幸福的因素上提高全民的总体水平能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而在通过比较才能产生幸福的因素上提高全民的总体水平，并不能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人比另外一个国家的人首饰戴得贵重，即 A 国家的人首饰比较贵重， B 国家的人首饰比较便宜，这两个国家的人对于首饰的幸福感受不会有很大区别。但是看另外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冬天家里有暖气，另一个没有，那么这两个国家在冬天的时候对于温度的幸福感很可能是有区别的。

所以，把首饰弄得越来越大并不能使得更多人幸福，但如果让人们寒冷的时候有暖气，炎热的时候有空调，肚子饿的人能够有温饱，医疗差的人能够得到治疗，这个更可能会提高人的幸福，这是我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也有一些理论和数据来证实这一点。

在幸福学研究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有些绝对值增大能带来幸福感上升，而有些绝对值增大却不能提高人的整体幸福感。

幸福可以测量

《瞭望东方周刊》：人的幸福感是一个相当主观的命题，怎么能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呢？而且，测量幸福更是一个非常不易的事情，有什么办法来“调查”幸福吗？

奚恺元：可以分两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但这种主观感受是遵循客观的规律，比如有亲朋从远方来，绝大部分人都会开心，而有亲友故去，大部分人都会伤心，会不幸福，这就是一个规律。幸福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和主观感受中的规律。这里有两个客观，一个是客观事物，亲朋从远方来，还有一个是客观规律，会开心。

有的人认为不同人对幸福的感受会不同，所以幸福是不可研究的。实则不然。不同人对幸福有不同的感受，这本身也遵循客观规律。比如一个有钱人拿到 100 元钱和一个没有钱的人拿到 100 元，他们之间的幸福感受是不一样的，后者拿到钱的幸福程度要比前者高，不同的人对于同样一个客观事物的幸福程度不一样，这也是一个规律。

从医学上看，人有了流感就会发烧，这是一个规律，但不同的人不一样，比如说，抵抗力强的人感冒的概率较小，抵抗力弱的人感冒的概率较大，也是一个规律，医学界就是研究客观环境及人的个体差异和发病率的关系，那么我们呢，是研究客观环境和人的个体差异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通过调查来测量主管幸福感吗？

奚恺元：可以调查出来。比如要去看人对一个菜，一盘鳝丝喜欢的程度，有三种办法，一种是行为的办法，看他吃多少；一种是生理的办法，看他见了这个菜流多少口水；还有一种是自述的方式，就是让他打分，吃了以后问他有多好吃，这三种方式事实上有相当大的相关性。

同样幸福学也可以有几种方式来测量，一个是行为，有的行为往往是表现幸福的，比如说经常笑，有的行为是反映不幸福的，比如愁眉苦脸或者做一些自虐的行为；另外一种是生理的方式，可以靠脑电图成像等方式；第三种方式，就是人的自述，这种方式尽管看上去比前两种方式要主观，但只要样本量足够的话，测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稳定，比较可靠的。

这里我还想补充几点。第一，我们不要害怕研究主观感受，我们要正视它，我们很多人认为研究主观感受不能算是科学，就像过去大家不把不把抑郁症等疾病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对于人的幸福感，我们也应该作为科学来研究，不要歧视它。

第二点，幸福的定义就是测主观感受，而不应由他人强加。有些学者认为幸福是靠客观因素来定义，比如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家庭完美，身体健康，有工作等，如果这几方面满足了，就是幸福。用客观指标来定义幸福，我觉得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够。

主观幸福感，就是让人家主观表述。就像你要测量你对一个人有多少爱，可以有客观的方式来定义它，比如说看两个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两个人接吻的次数有多少，两个人家庭背景有多少配合，但最好的方式是两个人自己的表述。

这次调查对于研究大中型城市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瞭望东方周刊》： 2004 年，你和《瞭望东方周刊》一起合作曾经调查过中国 6 个城市的幸福感，这次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再次携手？

奚恺元： 2004 年第一次的调查的规模相当小，不管从人数，抽样方式，还是所选择的城市来说，都是很有限的，而这次从研究的整个范围、整个规模来说，更严谨、更广泛。

其次，在过去的两年中，不管是媒体，政界还是学界，大家对幸福学的问题关注越来越多。我觉得有必要应该再做一次更深入的研究。

还有就是《瞭望东方周刊》对这件事的重视，没有这点，不可能做出这次调查。这说明《瞭望东方周刊》的远见。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选择了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城市，包括 22 个省会城市、 4 个直辖市以及 5 个自治区首府，每个城市 200 多个样本，这样的样本量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准确吗？

奚恺元：我想强调一点，这次我们研究的不是人的总体幸福感，而是研究人对城市的一个感受，这是我们研究幸福感受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仍然强调，这 31 个城市对于研究大中型城市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是能代表全国的平均幸福度，因为还有广大的农村和一些小城市。

至于人数，应该这么说，作为一个严格的科学研究来说，人数越多越好，但每个城市 200 多样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也是个非常不错的结果。我们这个研究还是探索性的，科学的东西就是能够被证伪，我们也欢迎任何个人和机构对我们这次研究进行证实或者证伪。

用主观感受捕捉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 如何确定幸福指数的测量工具，是业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次 31 个城市的各项幸福感排名调查，你采用了何种评价体系？

奚恺元：测量对于幸福学研究来说，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系，正如研究医学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测量体温，而是研究为何生病。

从测量角度来说，很多人会迷信用客观的，很复杂的测量方式，我觉得用一种主观感受，已经能捕捉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幸福感。至于我的体系，这次研究我强调不是研究整个人的对生活的幸福感受，而是研究人们对不同城市的感觉。

人们对于城市的态度，我们这次从两方面测量，一个是测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幸福感，想到自己的城市到底是否开心；还有一个是人们的去留意向，是否愿意留在自己的城市或者去别的城市。一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一个是人们的行为。从关系来看，我们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城市的具体指标，比如城市里面的人情，城市的便利，美观，自然环境等等，一共列举了 11 类问题；还有一些客观指标，比如它的教育程度，每天上班时间多少，收入等。

我们主要的研究，就是看具体的主观指标和具体的客观指标与城市的主观感受和去留意向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研究的具体架构。

《瞭望东方周刊》： 为什么调查中加上“去留意愿”这一部分？

奚恺元：对事物的态度，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当他看到这件事情是否喜欢，另一方面看他行动上是否去做这件事情。比如你看到衣服的态度，一个是看到这件衣服是否开心，另一个是你是否会去买，两方面不一定一致。

城市也是如此，一方面是问主观感受，另一方面是去留意向。去留意向我们分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本人去留意向，另一方面看他子女去留意向，不但看现在，还看下一代。

调查出来的结果，确实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也有区别。比如拉萨，在城市的幸福度来说是比较高的，但相对来说，愿意自己子女去的都是北京上海等城市，愿意留在拉萨的人没有愿意留在北京上海的人多。这说明事实上去留意向，与决定城市幸福感的因素并不完全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看得出来，这次调查问卷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城市的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治安情况、政府官员、发展速度、市民的文明程度、自然环境等。这些因素和幸福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调查中，你发现了近年来关于上述方面，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什么总体变化吗？

奚恺元：我可以讲讲关系，没有办法讲变化，因为变化需要积累很多年的资料。从关系来说，我们发觉有的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很有关系，特别是人情，它对一个城市的幸福度关系相当大。

除此之外，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赚钱机会，对城市幸福感影响也较大，其余的比如城市的便利和美观，都是有影响的，这个说明影响城市幸福度的，有一些和经济有关的，但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情这类因素，和收入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情越淡。

对于城市管理者的指导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调查结果是否在意料之中？有没有令你感到意外的结果？

奚恺元：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当你没有结果的时候你不会猜到，而有了结果后，你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拉萨、银川、郑州排在发展幸福度的前三名，而北京、上海、广州等较发达城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并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市民城市发展幸福度的高低，并非取决于城市近年来的发展速度的绝对值，也非取决于城市的 GDP 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某些城市由欠发达变得日益繁荣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由发达变得更发达带给人们更大的冲击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对于城市管理者，这样的调查有指导意义吗？

奚恺元：当然。这个研究是个比较初步的研究，但如果说其中有的结果是通过多次重复验证的话，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城市幸福感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哪些因素没有影响，哪些因素是让居民愿意留在城市，哪些不是。比如在我们这次研究中，人情因素影响城市幸福感，却不影响人们的去留意向。

外，还有哪些客观因素，对于城市幸福感有关系呢，通过调查，我们发觉收入多少对于城市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等对于城市主观幸福感很有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