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正在消失 安详和谐将变成城市的奢侈品

记者/罗雪挥 曹红蓓　文/段京蕾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物质丰富但熟人很少的大城市里，生活会充满不安全感，焦灼而又张皇；而在有熟人的小城市里如果穷困潦倒的话，更是局促不安，卑微而忧郁。

    过去城市发展的轨迹表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去熟人化”的过程，城市越大，熟人越少。这里所说的熟人，是知根知底的人，可以信赖的人。

    目前，地级市在具备丰富物质功能后还保有难得的熟人社会。市民在享受城市物质愉悦的同时，还可以徜徉在传统的熟人圈里左右逢源，因而他们的幸福感普遍比大城市里还要多一点。

    而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潮流面前，地级市的熟人社会也将消失，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安详和谐的感觉，将变成城市人的奢侈品。

    目前近4亿中国城市人口中，约90%的人居住在“第三中国”。　　

    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2004年底的中国调查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前十个特大的“城市中国”和落后的“农村中国”之间，正崛起“第三中国”，即中小城市。　　

    显然，无论从数量还是实力来看，地级市是“第三中国”的中坚力量。　　

    地级市，是地区一级政府所在的城市，一些省会城市本身也是地级市。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政府让一些有地理优势的地级港口城市成为计划单列市，或者特区，它们享受了特殊制度的关怀，现在有一些成为了副省级明星城市，有的甚至敢于和北京和上海在经济上叫板，成为“城市中国”里的新贵。　　

    而本刊现在所关注的是没有过多得到制度偏爱的地级市，因为，他们更原生态地反映着中国城市化的生长姿势；因为数量众多并且各自的发展空间很大，它们是中国接下来城市化的核心驱动力，并将为中国把过于庞大的农业人口迁到城市里立汗马功劳。　　

    人们分析事物，习惯用平均数分析法，比如，把大城市和地级市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做比较后，得出小城市人不幸福的结论。事实上，按照经济学上的增量分析法，同样给大城市和地级市的普通档次的工薪人士涨200元工资，前者觉得没所谓，后者就要额手称庆了。因为，同样的200元，(除特困者外)相对富裕许多的大城市人也许只够看两三场电影或吃一次饭，而工资很低的地级市的人却能派上比较大的用场。这个分析的方法，也叫做边际效应——1元钱，在富人手里的边际效应比在穷人手里要低。　　

    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地级市和大城市人的幸福感谁更强烈时就会发现，地级市的人很容易在生活的变化中产生满足感，而大城市的人却不太容易。　　

    房子，性生活，工作压力，这三个指标，足以影响到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的健康和幸福与否。而在历次大的调查中，大城市人的这三项指数总体偏低，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无性婚姻”的出现，更是综合地说明了大城市一些人的生活质量。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网站携手进行了“地级市市民幸福感”的网络调查。参加调查的超过三分之二的网民认为在地级市工作没有太大的压力，一半以上的网民在5年以后就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超过80%的网民认为自己性生活和谐，超过90%的网民认为自己人际关系融洽，富有安全感。　　

    从这个调查来看，地级市人的这三项指标是明显高于大城市人的。　　

    北京资深心理咨询师胡凡以心理学研究的动机水平为例，来解释地级市的幸福感，他说，动机太强，不能够持久，动机太低，又没有动力，只有中等的动机水平，方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率。他认为小城市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大城市激流险滩，有随时触礁的感觉，地级市正好处于中间状态，可以取两者之长。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因工作关系参观过不同发展程度的地级市，他注意到大城市房价上涨飞快的时候，地级市住房商品化方面还比较滞后，甚至部分地区还有福利分房，虽然地级市总体收入要低于副省级城市，但相对于便宜的房价，还是可以生活得比较悠游。所谓“恒产者恒心”，是否拥有房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幸福感的强弱。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关信平则认为，类似地级市这样的中等城市既拥有在大城市的优势条件，但又避免了其缺点，比如大城市有很好的超市、医院、博物馆和艺术设施，地级市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都拥有，这就比县级小城市优越；同时地级市又避免了大城市社会环境的缺点，拥有像小城市那样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泸州：微醺的幸福

记者/曹红蓓

    在泸州，你会发现，5角钱面值的钞票原来是那么有用。花5角钱，可以买一个猪儿耙、两块白糕、乘公交车环城一圈、或者在东门口喝一天茶。有个大娘端个脸盆卖5角钱一串的酒米糖葫芦，竟还有6种不同口味。

    初夏季节，街上到处有人卖白色而馥郁的花串，栀子、茉莉，一元钱一串，带在身上，放在房间里，即使蔫了还可以香三四天。　　

    大都市的人们避大街惟恐不及，从一个盒子出来后，以最快的速度乘坐上一个动的盒子，前往另一个盒子；而泸州人是那么热爱大街，那么喜欢把自己撂到开敞的大街上。　　

    在泸州，经常可以见到人们手捧两三个月大、粉嘟嘟的婴儿在街上悠然行走；三四岁的孩子在没大人看护的情况下昂首独步；以各种姿态当街打盹的人们；大庭广众之下给丈夫择白头发的妻子；闹市里穿拖鞋的孕妇，还有那些不系绳子的狗，它们似乎深谙这个城市的秘密，所以表情善良，神情慵懒。　　

    在这里，大街不是危险、肮脏的代名词，而是生活的河流。　　

    泸州的消费水平基本是北京的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3元可以洗剪吹，北京是30元。700元/平米的房子，在北京类似位置和档次的要6000元/平米。也许是生活节奏过于悠闲，让泸州人整体显得年轻，有的人看着像刚工作的男大学生，再一问，孩子都十岁了；有的像没工作的女实习生，其实离婚都七八年了；有的看着像妙龄的少妇，实际上年近半百；而那真正的妙龄少妇，踩着尖尖的高跟鞋，身材曼妙，裙裾飘摇，要不是手里抱着个小娃，简直就像摩登少女。　　

    泸州的空气里有酒。夜幕降临后，整个城市都是微醺的状态。泸州人爱喝39度的郎酒，许多壮年的男子可以喝二斤不醉倒。无论男女，30人以上的宴饮，每个月总得一次，朋友间的小酌，基本上天天都有。看到泸州人喝酒的快活样子，从不喝酒的人一定会忍不住破戒。酒宴过后便是歌舞，领导和员工称兄道弟，60岁和30岁的人呼朋唤友，两情相悦的男女之间也没那么多拘谨，一概亲亲热热，搂搂抱抱。　　

   史说泸州人尚义豪朗，如今城市的发展也并没有让功利主义淹没掉这种遗风。临街到处都有人摆出可以供人歇脚的凳子，街边的茶位，只要没满客，不吃不喝也可以任意白坐；在市内最繁华的报恩塔广场，200平米的地方有10个摄影摊位，按说竞争应该激烈，可摊主们要么闷头看书报、要么打盹、发呆，没一个人主动拉客；在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店铺买笔，顾客见便宜便不讲价，收钱的时候，那卖笔的竟然脸红了，一定要优惠几元才肯卖……

    正如在其他任何大的或小的城市里一样，在这座微醺的川南古城，只有那些国营单位的下岗职工，是幸福感比较缺失的，还有那些“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人，以及不甘心在小城市里耗费青春的年轻人们，成为了这个幸福地级市里的一点刺痛。

台州：忙碌的幸福

    记者/罗雪挥

    浙江省台州市，一个巨大的濒临东海的联合市区，私营经济几乎渗入到了每个家庭的肌理。除了一些尚具有浙东南特色的小店以及褪色的老宅，还记录着昔日城市的影子外，这座曾经田园诗般的城市早已经脱胎换骨。现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节日灯，以及圣诞挂件就是从这个城市的街道里出来的。同属浙江，温州人的暴富有目共睹，而台州人则不声不响地在家门口发达着。阔大的马路犹如北京的迎宾大道，超豪华修建的滨江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各类品牌专卖应有尽有：唱卡拉OK的钱柜标志迎水而立，街道转角是上海小绍兴白切鸡的连锁店，丰田汽车开了4S专卖店，肯德基则开了13家分店。肯德基杭州公司的公关负责人倪蔚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该公司选址有一套复杂的系统，但是台州经济的发达程度当然是首选因素。　　

    “许多台州人都有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做投资，房屋面积一般都在120平米以上。而私营企业老板一家有两三辆车很平常。”台州人李林(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林如今名下已经有4家房地产公司，一个工厂。他只给单位买了两辆车，原因是，公司的管理层都有了私家车。　　

    1995年李林开始在台州市做地产，那时房屋均价是每平米2000元，如今上涨到4000元以上，豪华地段达到5000多元，而且每年都在加价。李林并不担心波及全国的房产市场的振荡，他甚至很少打广告，因为在台州，买房的人多，还经常会有熟人托过来请他帮忙留上几套房。　　

    在台州公司里任职的娄芸属于台州工薪阶层，她拥有两套住房，刚刚又在繁华地段添置了商铺。娄芸喜欢购买时装，公司的收入有限，每个月两千多块钱，好在她投资的门面房月租有两千多块钱，且出租了一套住宅，月收入700元；她还考虑在朋友的公司里入股，景况好的话年底还可以分几万红利，林林总总的收入加起来还是可以过得很舒适。　　

    只是生活要忙碌些，娄芸要忙着上班，忙着投资理财，忙着追赶最新的服饰潮流，她还要忙着锻炼，坚持到市内的九峰公园爬山。每天早上6点出发，到公园后早已是人声鼎沸，大多是青年人在蹦迪，打羽毛球。娄芸认为在台州忙碌得很开心，除了经济上不发愁，她还列举了一些理由，比如朋友多，交通方便，一招呼朋友就聚拢来了，最重要得是办任何事情都能够找到熟人。除了旅游，她不愿意到其他城市，“大城市哪里有我们台州好，像你们北京，买个东西都要走那么远的路，空气又不好。”

    李林说，台州人都是勤于致富的，在这里，几乎看不见闲逛瞎侃的人，哪怕是街头小贩，人人都精于效率，忙得有条不紊，却很少看见人们脸上有大城市常见的焦虑的表情。李林认为，在台州已经形成这样的氛围：幸福的感受就是享受忙碌后的成就。

熟人社会：地级市的幸福基石

记者/曹红蓓 罗雪挥　文/段京蕾

    这里离婚率很低，因为离婚就意味着要得罪太多的熟人，离婚的不是两个人，而是根系混杂的两帮人，阻碍太大。

    记者在四川泸州跟人第一次见面，很自然地摸出名片夹：“来，咱们交换一下名片吧。”可往往是，名片递出去就没有了下文。事实上，泸州之行，记者把自己的名片发光了，别人的名片却一张也没收回来。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熟人社会，虽然生活在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里，但大家都不需要名片，熟人本身就是名片。　　

    在地级市碰见“熟人”的概率有多大？记者到了四川泸州，中午，在一条深巷里，看到一个卖手工面的摊子。那摊子上的面很别致，外面套着用毛笔写的土商标：“柯希友古蔺手工面”，使人印象深刻。摊主可能在屋内午休，所以没有看到人。过了两个小时，记者转过了几条街，拐进一个菜市场，这时，听到背后喇叭里传出“古蔺面——”的吆喝录音声。回头一看，一个人推着那辆卖“柯希友古蔺手工面”的车子走了过来，推车的人，想必就是柯希友了。傍晚时分，记者在泸州最繁华的街区，第三次碰到此人此车。这样，一个下午之内，碰到一个叫柯希友的卖面的人三次，那天下午，记者还碰到一个卖鸡毛毽子的提篮老大娘两次，一个卖手工布鞋的背筐女士两次。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是有钱好办事，一是熟人好办事。地级市的人们，运气好一点的两者兼而得之，运气稍差的尽管没有钱但总归有熟人在，起码的安全感还是有的，不像在大城市里，如果没钱，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人头熟的便利在地级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找工作多是通过熟人，在推荐基础上才进行有限度的竞争。泸州保险公司一中层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父亲是保险公司员工，在父亲推荐下，他来到公司应试，与另外四个人一起竞争一个职位。其他四个竞争者的父亲或母亲，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员工。父辈的关系在熟人社会的年轻人求职过程中，仍然十分有效。　　

    连地级市的婚姻也是熟人网络促成的结果，夫妻双方父母以前就互相认识，曾是单位同事或者邻居的情况并不罕见。熟人社会甚至起到了婚姻保护伞的作用，记者在山东临沂市了解到，该城市离婚率较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离婚的人际成本太高，离婚就意味着要得罪太多的熟人，离婚的不是两个人，而是根系混杂的两帮人，阻碍太大。　　

    一个人在熟人社会立身，很可能要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品德验证”。所以人们“不太好意思做坏事”，因为很可能做了一次坏事，这个城市里的熟人就都知道了，更何况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可能会天天和你见面。在这种积极的道德自律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会向和谐方向发展。这个和谐，也体现在治安和婚姻上。　　

    地级市熟人的关系还意味着信贷额度。在浙江台州市，熟人合伙做生意极其普遍，亲朋好友可以合资办厂，可以合资一人购半间商铺凑个整数，一个有信誉的熟人几天内就能够筹集上百万的资金，熟人就是担保，熟人就是金钱网络。　　

    事实上，地级市的幸福感与熟人社会的关联千丝万缕。《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文化所做的地级市民调查显示，有38%的人通过熟人介绍成婚，超过五分之二的人把熟人办事方便列为地级市生活便利原因的首位，在熟人社会里，有90%的人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很和谐，仅有4.6%的人没有安全感。　　

    幸福学研究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席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人际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是否和睦，有无好的朋友，不开心的时候是否能够找到人倾诉，这些看似很难量化的指标事实上是决定人们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　　

    北京资深心理咨询师胡凡则认为，熟人社会办事容易成功，成功后人们容易从心理上产生积极的情绪，容易感到幸福。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关信平另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需要社会网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城市人更多的是工具性的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度大，但是深度不够，不容易建立像地级市那样亲密、深入和稳定的社会关系。而现如今单位的功能已经弱化了，不再是一个小社会功能，在大城市，人们下班回到不同的社区，无法像地级市这样进行人际沟通，被钢筋和水泥分隔着，大城市的人们更容易感到孤独和无助，关信平说。

    对于许多地级市民而言，在享有城市生活的物质便利后，还保有熟人社会里农耕文化流传下来的和谐的人际资源，可能是让他们幸福感油然而生的根源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 200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