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总值

刘 畅

最近，许多迹象表明世界知识界对幸福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来，幸福一直是人文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古希腊学者就曾热烈地讨论过幸福问题，而今，对幸福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科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都介入其中。这说明，对幸福的研究已经摆脱了经验心理性的感受、感悟的朦胧模糊状态，而逐渐向清晰、严谨、可量化的理性抽象高度发展。谁都知道，幸福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是一种因人、因时、因境而异的主观感觉，很难定量化分析，而今，世界知识界却要攻克这一难题。因为它事关地球几十亿人的命运。

例如，经过长期探索，现代分子生物学家和脑科学家已经找到了破译幸福的生物 “ 密码 ” ：幸福在于基因。科学家指出：幸福的真正奥秘在于一种被称为多巴胺的神经传递介质。它能够对神经中的神经元产生兴奋性效应，并像接力棒一样把这一效应不断传递下去。当人们处于热恋或其它心情舒畅的境遇时，大脑里多巴胺大量分泌和迅速扩散，从而激活被称为 “ 酬报系统 ” 的由神经组成的网状结构，使人产生呢感幸福感。前几年，以色列科学家曾对 124 名受试者进行研究，发现多巴胺的含量因人而异。含量高的人比较快乐，性格较为乐观，比较感到满足；而多巴胺含量低的人正好相反，表现为，处事刻板，也很少有幸福感。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了美国心理学家大卫 · 利肯的证实。他对几百对孪生子作过测试，问他们是否对未来寄予希望 ? 自已是否经常感受到幸福？测试结果十分有趣：凡是同卵孪生子，尽管彼此分开很久，其遭遇境况各不相同，他们的回答却几乎是一致的；而异卵孪生子的回答则大相径庭了。大卫 · 利肯认为，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主要取决于他的遗传基因，即他继承了某个预定点。

最近，不丹政府在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之外，又提出 “ 国民幸福总值 ” （ Gross National Hapiness ）的概念，认为 “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 ，强调 “ 我们必须要知道，推动新世纪前进的这些剧烈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生物多样化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的萎缩，急速发展的社会与经济自动化）将对未来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 ” 。 “ 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人生的不确定性 ” 。人生 “ 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 。不丹人指定政策的依据是 “ 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 ” 。

20 世纪末，一位名为莫里 · 斯瓦兹的美国老人患了绝症，在弥留人间之际，提议给他过去的学生、当今的记者米奇 · 阿尔伯姆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在星期二。课一共上了 14 个星期，最后一课是葬礼。老师走后，学生将笔记整理，交付出版，名为《相约星期二》，引起美国读书出版界的轰动，连续 44 周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莫里老人的名言是 “ 与生活讲和 ” ，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多的奢求是美国社会主流的误导，妨害了人的幸福，他说： “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 —— 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 —— 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 恰如本杰明 · 史华慈教授所说的，开始席卷一切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将造成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莱蒙托夫长诗《恶魔》中也有两句话： “ 在你所俯视的大地上，没有真正的欢乐，也没有真正的痛苦 ……” 发端于美国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正在向全球泛滥。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思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

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 —— 我喜欢吃鸭子 —— 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不解，忙问： “ 就这些 ?” 老人回答： “ 就这些。 ” 生命的最后一天，需求竟如此简单。

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种简单里实际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 如果就每个人真正的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莫里老人关注的，实际就是国民幸福总值

2000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 · 莱恩的新书，题为《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全书洋洋 465 页，光注释就有 102 页。翌年， “ 美国政治学会 ” 将该书评为政治心理类最佳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幸福问题还没有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莱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莱恩相信，幸福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其它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莱恩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 1972-1994 期间，说自己 " 非常幸福 " 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 1960-2000 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 " 非常幸福 " 的人从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患忧郁征的人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说自己婚姻生活 " 非常幸福 " ，对工作 " 非常满意 " ，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 " 相当满意 " ，对居住地 " 很满意 " 的人都 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高 " 性 " 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抑制忧郁。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莱恩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与幸福无关，什么因素与幸福有关。一般人认为，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了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在概念上，他将经济增长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区别开来。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会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则会产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很明显，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幸福指数也较高。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喜欢听的结果。但莱恩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边际递减效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basic needs) 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个发现对政策设计具有很大意义。如果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会逐步递减，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这才能实现 “ 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 。

如果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 (companionship) ，即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他在书中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 (William Black) 的诗句： “ 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 ” 当然诗句不能用作社会科学的证据，不过诗人的敏感往往使他们能够凭直觉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谐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例如，有好几项独立的研究证明，一个人朋友的数目比其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预测他 / 她是非感到幸福。

莱恩此书对一些被人奉为圭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 " 增长 " 、 " 发展 " 、 " 市场 " 、 " 自由 " 、 " 民主 " 、 " 改革 " 、 " 转型 " 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 “ 手段拜物教 ” 。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更刺激我们思考的是，莱恩用理论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 " 增长 " 、 " 市场 " 和 " 民主 " 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亲情和友情。

无独有偶， 2002 年 10 月 9 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学者丹尼尔 · 卡纳曼和弗农 · 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心理分析应用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说，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卡纳曼，是因为他 “ 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 。说具体点儿，就是他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 “ 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效用也可测度 ” ，并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卡纳曼的主要兴趣领域之一是享乐心理学 (hedonicpsychology) ，也可以定义为对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惨的研究，二者均为当期所体验并且在未来被记忆的感受。卡纳曼一直试图复活边沁的效用观念，即快乐与痛苦的享用体验统治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实际上做什么。这一名为 “ 体验效用 ” 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体验效用可以被测度， “ 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获得对福利和悲惨的测度，因此能够满足制定经济政策的需要 ” 。

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位研究幸福与痛苦的学者，说明知识界对人类幸福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么多人在研究幸福，更说明它的重要。山地小国不丹从政府指定政策的角度，在全球对 “ 国民生产总值 ” 趋之若骛之时，明确提出 “ 国民幸福总值 ” ，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创意。可见有时 “ 原创 ” 未必需要先进的硬件条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其合理性在于：所谓 “ 国民幸福总值 ” 要以 “ 国民生产总值 ” 为基础，否则极度的贫困是孳生专制主义和腐败的肥沃土壤，生命没有尊严，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幸福？但反之，以市场和商品的名义，对自然疯狂掠夺，以生存竞争的名义，最后失去生存的乐趣，也是有目共睹的。恰如一位学者所说： “ 生存竞争，生存竞争，竞争到连生存的基础都没有了，竞争还有什么意义？ ” 美国文学家梭罗曾用一句最朴实的话来阐明他对 “ 人 ” 的理解： “ 人，是自然的居民，而不是社会的一员。 ” 人，和大地上所有的动物、植物一样，是自然的产物，从大地中吸取着丰富的营养。我们终极的母亲，以无限的情感对待她的孩子，而我们，却在很早以前就脱离了她的怀抱，投入充满物欲的社会，陷溺在人与人极端的紧张互动之中。这种远离本真的生活，也许正是现代社会人们不断被灼热、无聊、焦虑、紧张所困扰的最大原因。梭罗生活于 19 世纪，似乎有点落伍。在浮躁的现代，这种追求，也许只能是社会的另类，但随着整个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环保观念的进步，它也许会成为将来社会的主流，甚至是最后的归宿。对国民幸福总值，我们能做些什么？近现代以来，在做加法方面，我们明显落后了；但在减法方面，我们还有优势，即减去那些不必要的物质累赘，追求一种平和、适度、简单而又心灵充实的生活。

21 世纪，是追求幸福的世纪。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精英人物的共识。据美国《商业周刊》披露，微软创始人兼世界首富的比尔 · 盖茨，慈善基金的投入近 240 亿美元。据统计，美国现有的 320 万百万富翁中，有 60 多万人把绝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机构和各种基金会。而美国《福布斯》的 “ 富人排行榜 ” 与《价值》杂志的 “ 慈善家排行榜 ” ，其重叠程度亦令人惊讶。除了对金钱的慷慨舍让，更让人感叹的是，这些最善于繁殖货币的人 ( 某种程度上也是脑瓜最聪明者 ) 在对孩子的未来期许和理想设计上也惊人地相似 —— 比尔，盖茨公开表示，留给后代的财产将不超过百分之一，他和妻子梅琳达都不希望孩子过那种 “ 狂想般的毫无意义的生活 ” 。影视明星迈克尔 · 道格拉斯夫妇在儿子的命名洗礼上，送的是一份特殊礼物：一个十万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会 ! 据说此举是为了让孩子从小懂得 “ 放弃 ” 。一位富人也有类似的感慨： “ 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一种从不为钱发愁的态度。 ”“ 这些钱是你的，可同时也是世界的。 ” 调查还显示，有着艰苦创业史的富人对子女的最大期望往往是，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独立养活家庭，至于积累财富和声望倒是次要的。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是一种悲剧和灾难。在好莱坞，不少明星的后代即被纸醉金迷、浮浪不堪的生活所毁掉。两年前，欧洲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拉斐尔，素以骄淫奢华闻名，但终因吸食海洛因横死纽约街头。调查更显示，那些省略了创业史而一夜暴富的人群中，少有幸福者。比如美国一些中大彩的平民，他们虽靠 “ 天上馅饼 ” 改变了人生，但结局却多让人唏嘘：吸毒、赌博、精神空虚、浑浑噩噩，甚至自杀 …… 前些年看过一则报道，十几年前，我国南方两个小渔村的村民靠出让土地而一时骤富，但其中许多人的状况并不乐观，原因是他们过起了饱食终日、庸庸碌碌的生活。靠丧失土地换来的 “ 无忧 ” ，很快让其陷入了无聊，游手好闲、搓麻成风不说，更有人沾染上了毒品人生之旅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天然的难度和丰富的里程。成功是需要 “ 成本 ” 的，这成本不仅是经济学的必需，更是生命美学的价值凝结，人生的创造、快乐、尊严、荣誉 …… 全在里面。真正懂得生命的人，不会主动降低这种成本，更不会为意外的成本取消而雀跃，相反，他会对 “ 天赐 ” 采取弃权的态度，会说 “ 不 ”…… 据悉，美国 6 位最有钱的富翁都是白手起家，他们每周平均的工作时间为 56 小时，而比尔 · 盖茨更高达 80 小时。缺少成本的人生是不符合美学原理的。过剩的持有，尤其不含任何个人劳动成本的巨额遗产持有，绝非幸事。甚至喻之为一桩惩罚性的命运亦不为过。要避免 “ 永逸 ” 的后果，惟一办法即恢复成本，还原必要的难度，懂得舍弃，学会出让，把一个人的苹果变成更多人的苹果。

卡尼曼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演说中，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奚教授用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问题，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权威。日前，奚教授在复旦大学和中欧工商学院发表演讲，采用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前景理论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以及心理学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奚教授恺元为他即将创立的这门新学科命名为 Hedonomics ， “hedo” 这个词根是享乐之意，这个词的言下之意即追求生命之乐的学说。奚恺元认为，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金钱。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每天晚上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仅是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等，还包括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 幸福指数 ” 。 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这将是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其它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 GDP 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奚恺元指出，更多的金钱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我们无法讳言这样的现实：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人人都在希望自己的钱包变得更鼓，人人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富翁。但我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富豪。富裕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而他希望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每天晚上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仅是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等，还包括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 幸福指数 ” 。每年在人代会上国家领导人总结过去成就时，不仅仅是以 GDP 和投资的增加来衡量，而是更多地提到 “ 幸福指数 ” 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