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总值：八小时之内和之外的价值机会 — 全面小康“待发现价值”的分布

姜奇平

当我们把“全面小康”定量成一个总的数值的时候，最高的概括就是“国民幸福总值”（ GNH ）。这不意味着已有了可行统计方法，而在于明确国民经济的总量概括，要从 GNP 的以物为本，向 GNH 的“以人为本”转向。

自从《信息空间》创刊号封面提出“国民幸福总值”这个领导潮流性的主题后，各主要媒体纷纷推出了相关的封面和专题响应。作为始作蛹者，我们感到有必要将这个主题继续深化下去。深化的方向，是把国民幸福总值，与建设全面小康过程中“待发现价值”的分布联系在一起。

休闲经济、休闲产业和休闲化，是我们将“国民幸福总值”概念落到实处的第一个后续选题。我们将整体经济意义上的“休闲”，范围扩大为所有与“八小时之外”的经济价值相关的活动。按这种分法，人类的经济价值无非两块：“八小时之内”的价值（工作时间价值）和“八小时之外”的价值（休闲时间价值）。 GNP 主要涵盖的是前者。而 GNH 包括了两者。

幸福用什么来衡量

为人民谋幸福，可不可以量化？比如，谋了多少幸福，人民有多幸福？人们常见一种现象：“端起饭碗吃肉（ GNP 增加），放下筷子骂娘（ GNH 减少）”。问题出在哪儿，其中包含多少商机？要解决问题，需要寻根探源。  

商品三重性：价值、效用与满足

真实世界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商业过程，可以分为三段：出发点（价值），中途点（效用），归宿点（满足）。在出发点上，生产者付出劳动，创造价值；在中途点上，商品作为中介，转移效用；在归宿点上，消费者获得满足。

114 年来的经济学，居然把最后一个点漏了。马歇尔以后，商品只剩下价值和效用双重属性，把边沁说的快乐满足（幸福福祉）这第三点“忘”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正好把效用与满足的背离，夸张地表现出来。当前，全世界都在补 GNP 这个漏勺，中国人提出“全面小康”、“以人为本”；我们在《 21 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中读到，“美国政府政策转向，鼓励国民以乐为本”；而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授给了专门用“体验效用”补上第三个点的卡尼曼。

这个问题，既是全面小康问题，又是商业机会问题。

从宏观角度看，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全面小康，必使人民在有钱的同时，感到幸福和快乐。质言之，在 GNP 提高的同时，要求 GNH 也相应提高。这是“以人为本”决定的。这个人本，是快乐之本，幸福之本，全面小康之本。它不是人的“类”本质，而是由抽象的“类”复归的感性人性。即美国人所谓“以乐为本”（以边沁的快乐为本，以幸福为本）

从微观角度看，又一个商业见识问题。商家仅提供功能（使用价值）和付出服务（价值），不一定就能保证商业成功。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在同等条件下，能使顾客更加满意，你的功能和服务就卖不出去了。

休闲因此而重要起来。因为，以人为本，主要是以“八小时之外”为本（以八小时之内为本，那叫为生产而生产，简称盲目生产）。经济活动的最后归宿点，是让人民群众在八小时之外获得更好的满足。休闲业，成为专门卖“快乐”的产业。而所有产业，都要把用户的最终感性满足，作为高端诉求。

满意度：对幸福的一元化测度

国民幸福总值测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幸福本身的测度。

世界上最早也最著名的一本幸福测度专著，是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其中把幸福（快乐）分为十四种，分别讨论。他把柏拉图对幸福的最初度量，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以后经过西季威克、杰文斯发展，就在即将大功告成时，被马歇尔经济学打断，从此幸福测度在经济学中被打入冷宫，代之以完全是另一码事的效用测度。

理论虽然被打断，然而，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幸福的实测。在实测中，以满意度为代表的幸福感测量，成为一门兴旺的学门。从六十年代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LSI ），到情感平衡量表（ ABS ），自我标定等级量度（ SAS ），到八十年代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SWLS ）一直没断，并且引入了中国。

最终，实测与理论汇合，由奚恺元及其学生尼曼尔（ 2002 年诺奖得主）、黄有光，将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国民幸福总值，第一次成为有最新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支撑的研究题目。  

时间两分法：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

价值分析的基础是时间分析。

工作时间、休闲时间，是一种方便的区分方法。

一般来说，人们醒着的时候用于休闲的时间，与工作的时间大体相等。据调查， 1993 年美国人平均每周的自由时间（休闲时间）为 41 小时。洛普机构每年就工作和休闲的重要性排序进行民意测验。 1989 年，认为休闲比工作重要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认为工作比休闲重要的人数。在不久前德国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中，工人拒绝高薪加班，给多少钱也不愿将休闲时间转化为工作时间。在更“有钱”和更“快乐”之间，发达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多选择后者。  

专栏：从增进国民幸福总值出发，我们可以分出三块不同性质的经济样式：

非自由时间创造的非市场价值：即八小时之外的非市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可以按社会收入总值（ GCI ）口径计算的家庭劳动；

自由时间创造的非市场价值；即八小时之外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自主劳动创造的价值，它不增加 GNP ，但增加 GNH ；

自由时间创造的市场价值：即八小时之外自由时间消费带来的市场需求，它同时是休闲业八小时内创造的价值，以 GNP 计算。

生产性消费，也就是消费者补充生产耗费的消费，属于传统 GNP 范畴，不在讨论的重点范围内。  

非自由时间：整体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经济

家庭经济

非市场的家庭经济创造的福利，处在 GNP 之外，却在国民幸福总值之中。

GNP 算法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漏算”问题。举例来说，同是做一顿饭，保姆做一顿饭，增加 GNP ，爱人做一顿饭， GNP 却没有变化。但从福利角度看，爱人做饭，显然付出了劳动，创造了价值，也提供了效用，满足了需求。从 GNH 的角度看，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家务劳动增进了总福利。“漏算”的原因，是因为 GNP 只计算市场活动，而不计算非市场活动，不计算“自给自足”的部分。

将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的贡献计算在一起，叫做“社会收入总值”（ Gross Community Income ， GCI ），这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诺克斯创造的一种统计方法。斯诺克斯将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视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称为整体经济（ Total Economy ）。贝克尔也将家庭部门当作与市场部门同等重要的经济体，打通为一体来研究，并以此为特色。

产销合一的新经济

信息经济是农业经济的否定之否定，都具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一对一响应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区别仅在于，农业经济中的自给自足，是非社会化的自然村经济，而信息经济中的“自给自足”，是充分社会化的地球“村”经济。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统一，本来是市场经济的理想境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一旦真的实现，其创造的典型财富就无法计入 GNP 了，但 GCI 可以很好地把这种发生在真实世界的这类财富显现出来，成为 GNH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发展的观点看，新经济中可能出现类似家庭部门的高级“自给自足”经济，一是 P2P 经济。如 P2P 一旦发展成一点对一点，一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间的物物交换，或劳务直接交换，当场结清而不通过市场结算，就会增强 GCI 计算的现实必要性。二是巴比鲁克说的互联网礼品经济，比如自由软件运动中的合作创新，增加社会福利但不增加 GNP 。三是在家办公发展到“在家办公间”阶段，即在家办公与在家办公的直接出清式合作。四是消费者参与生产的定制活动，使消费活动直接成为生产活动。五是消费者定价发展到互通有无、互助合作阶段。六是消费权资本化……等等。我们还可以不断例举下去。这类现象会层出不穷，这是因为第三次浪潮本质上就是向产消合一方向运动的历史过程。

将休闲纳入整体经济的 GCI 统计

发展整体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经济，实质是通过消除“三大差别”，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距离，来提高国民幸福总值。至于如何将这部分经济活动中创造的非 GNP 价值，计入国民幸福总值，这个问题已在统计上解决。这就是用“社会收入总值”（ GCI ）法来进行统计。

尽管国际社会对家庭经济的统计近十年才开始关注起来，但事实上，早在克拉克和库兹涅茨之前，他们所追随的国民收入统计大师科格伦，就已指出，“为了考虑整个人口，就有必要将人口按职业分为两组，即养家糊口的人和靠人生活的人或者非养家糊口的人”。这就为社会收入总值的统计方法，提供了依据。在 1974 、 1976 和 1987 年三次普查数据基础上， 1990 年，澳大利亚统计局开始进行官方的家庭部门经济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家庭部门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47-62% 。

社会收入总值方法对家庭部门的统计，包括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普通家庭劳动者的市场工资率并且与与每周的家庭工作总时间相联系；第二种方法包括应用各种家庭专业人员与投入单个家庭工作的时间的市场比率；第三种方法是估计那些实际从事家庭生产的人的机会成本。

社会收入总值的统计模型，成功地将休闲纳入了经济范畴，如斯诺克斯指出的，“这个模型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具有自己的一套内部关系的复合家庭，一方面构成了家庭经济（ Household Economy ），一面构成了家庭的休闲活动。市场和家庭经济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与家庭休闲时间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新的和再生劳动力，通过家庭经济又进入整体经济之中。我们已知家庭经济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在 1860 — 1990 年这一时期它占澳大利亚社会收入总值（ Gross Community Income ）（市场与家庭收入的总额）的 35.8% ”。

政策含义

按照 GCI 算法，实行四天工作制，肯定可以提高国民幸福总值。道理很简单，在劳动力富余条件下，减少一个工作日，不会对 GNP 产生多大影响；而增加一个休闲日，将加大家庭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可以出现一个社会收入总值上的家庭部门净增量；此外，还会增加社会休闲需要，促进休闲业（体验业）发展，对产业结构提升和 GNP 增加产生有利影响。所有这些，都将增加国民幸福总值。

按照 GCI 算法，延长妇女哺乳期虽然可能降低 GNP （减少保姆、幼儿园收入），但可能增加 GNH 。两相折抵，可能对婴儿的幸福来说，还会产生一个净增量。如果不考虑社会因素的话，不失为一种可以通过缓解就业压力来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方案。推而广之，我们对就业，需要重新认识。家务本身也是就业的形式。在家什么都不做，与在家操持家务，对 GNP 都一样，但对 GNH 有天壤之别。再比如，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劳务付出，不会计入 GNP ，但可以提高 GNH 水平。又比如，在家养老，实际是一种“内部”第三产业，即不计入 GNP 的“第三产业”。但它可能提高一个社会的幸福水平。此外，单位内部的第三产业，即过去所谓企业办社会问题，应当如何看待，都需要有新视角。

自由时间之一：八小时之外的自主劳动

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性质。在前现代阶段，工作与休闲之间界限模糊；在现代化阶段中，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工作空间和休闲空间，分得十分清楚；而在后现代阶段，重新复归工作与休闲的融合。八小时之外的自主劳动，实际也是自主休闲。

专栏：八小时之外的自主劳动，是指以劳动本身为报酬的劳动，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劳动。休闲活动大多具有这样的特征。比如，浇花是一种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劳动的报酬就是自己欣赏得到的快乐。

与家庭经济的区别在于，自主劳动不是一种市场部门的替代活动。家庭部门的事务劳动与市场部门的保姆劳务，服务对象相同，可以彼此替代。而自主劳动，并没有与它对等的、服务对象相同的市场劳动。虽说浇花也是市场园艺的一部分。但自主劳动中的浇花与市场劳务的浇花之间，服务对象是不同的。从时间角度区分，进入 GCI 的家庭经济，主要是八小时之外的非自由时间，包括工作（如第二职业）、家务劳动、照看孩子、购物与获取服务、满足个人需要等五类时间；而自主劳动，主要占用的是八小时之外的自由时间，包括学习、社会组织活动、娱乐与社交活动、消遣活动、大众媒体与沟通活动等五类时间。上述时间，是根据 1975 年与 1985 年“美国人时间使用情况项目”活动对 99 种时间的十大类编码划分的。

与家庭部门的经济测度一样，对自主劳动的价值测度，也主要依赖于时间调查。具体来说，是对人们的时间分配调查，以及在自由时间中的活动内容的调查。通过对时间分配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出休闲所属有的 GNH 价值。例如，在德国工人拒绝周末双薪加班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推知，自由时间的价值，在人们看来，至少相当于工作时间的两倍以上，相当于两倍以上工资的价值。那么，休闲为社会创造了多少 GNH 价值，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点线索了吗？

中美两国时间预算调查数据 单位：分 / 日

据《城市休闲》、《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综合

中美两国不同年龄群体的休闲时间分配 单位：小时 / 周

据《城市休闲》

自由时间之二：由非自主劳动满足的市场需求

休闲业（体验业）的性质

休闲业是满足人们在自由时间产生的自我实现需求的产业。如果把人生需求分为生存、发展、自由三个台阶的话，休闲业供求的性质是不对称的。休闲需求的性质，是自由的，在第三个台阶上。但休闲供给的性质，却属于发展的范畴，仍在第二个台阶上。作为自我实现的幸福与快乐，本来只能通过自主劳动实现。但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用金钱，来交换对这种满足的供给。因此，休闲业（或叫体验业）本质上是对自由需求的非自由式满足。是发展与自由之间的交换，是有钱与快乐之间的交换。对于国民幸福总值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通过 GNP 的耗散，增加了 GNH 的数量，而它们之间还存在一种象剩余价值、利率那样的转换关系，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商业机会。

我们可以从国民需求结构，来分析这种需求。把休闲需求与自主劳动分开来谈，是有道理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同样是对自由需求的满足，自主劳动本身，丝毫不会增进 GNP ，但会百分之百地增进 GNH ；而休闲需求通过市场和产业满足的部分，则百分百地增进 GNP ，同时增进 GNH 。虽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自主劳动是更高阶段的事情，但从商业角度讲，休闲业的发展，却是具有更多商机的地方。

休闲业的规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说，人们工作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与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蒸汽机的发明，使人们的闲暇时间提高到 23% ；电动机器的普及，使人们的闲暇时间提高到 41% 。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些国家周工作时间已不到 40 小时，一些欧洲国家仅为 30 个小时。美国在最近 100 年间，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下降了 60 个百分点；而休闲娱乐业是消费中增长最快的，其比重已占到社会总消费的 67% 。研究表明，美国用于休闲的花销超过 10000 亿美元，大约占全部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在这种靠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中，休闲已成为美国第一位的经济活动。

尽管没有关于我们休闲业市场规模的整体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侧面感知它的量级。  

专栏：双休日制度的实行，使得国内每年的法定节假日达到 114 天。国家旅游局的一位司长魏小安说， 114 天的假日，相当于城市生活的 1 ／ 3 。这意味着，休闲形成了人们 1 ／ 3 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决定了 1 ／ 3 的社会资源分配，也应该形成 1 ／ 3 的产业倾斜。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20 年，中国旅游业总产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64% ，旅游消费将占总消费的 6.79% ，旅游投资将占投资总额的 8.16%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据国家旅游局预测， 2020 年全国旅游业总收入 330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 8 ％，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政策含义 ：从国民幸福总值看产业结构调整

我们过去比较多地以 GNP 最大化取向看产业结构调整，将产业区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第三产业）。但是从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取向出发，产业结构应区分为产品业、服务业、休闲业（体验业）。托夫勒就是这样一种分法。

从国家幸福总值看，休闲业更恰当的说法是体验业。首先，因为体验正对幸福（快乐），体验业正对国民幸福总值，较好地概括了产业的价值定位。其次，体验业，可以把娱乐业、体育业、游戏业、旅游业……等广义休闲业，在自由时间产业的意义上统一起来。比如，我们说红白喜事是体验业，比说它是休闲业，要更为贴切一些。  

专栏：体验业与服务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服务业只是一元 GNP 的供给，带来一元 GNP 的福利；而体验业一元的 GNP 供给，带来大于一元 GNP 的幸福值。也就是说，体验业表面上是一种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体验业产生了溢出 GNP 的国民幸福值。  

体验业与服务业的 GNP 价值相同，但所承载的 GNH 价值不同。体验业产生了溢出 GNP 的国民幸福值。所谓“体验业溢出 GNP 的国民幸福值”是指从 GNP 角度统计的体验业，与从 GNH 角度统计的体验业之间存在的一个价差。它相当于黄有光所说的“一元不等于一元”的效果。汪丁丁的例子是其形象化解释：

两年前的一个仲夏夜，我偶然看见热闹的街边小摊上随便扔着一只布质小恐龙，它的神态让我想起电影《在时间之前》里，那只父母双亡的小恐龙，它仿佛也正在一步一回头、孤独地走向未知世界。这种感受恰好与我当时的心情发生共鸣，使我愿意以两倍的价钱买下这只小恐龙。那位年轻的看摊人成为体验经济的受益者。但他无法知晓，正是这只小恐龙帮我永久保存下了那一刻的感受，它被我赋予了个性，不再是一只一般的动物玩具了，它对我而言，具有了“意义”。

体验业与服务业不同，人们在同等价格上，会有不等量的情感寄托。同一个单位的 GNP ，会带来超出其 GNP 本值的 GNH 效益。体验经济中的个性化定价、消费者定价、成瘾性产品定价、艺术品定价、名牌价格、明星价格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专栏：发展（有钱）意义上的一元，与自由（快乐）意义上的一元，货币值相等，幸福值不等。所谓有钱不等于快乐。大于货币值的部分，是人类发展价值向人类自由价值转变的红利。在“高科技、高情感”（科技以人为本）的意义上，是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转变的价值转换率，是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带来的“剩余价值”。全面小康，正需要这种质的飞跃——从有钱向幸福的飞跃。

小结：国民幸福总值的价值构成  

专栏：“为人民谋幸福”，幸福量的统计公式：

国民幸福总值 = 全部 GNP （包括休闲业产值，去除污染等负的外部性价值） +GCI 口径的家庭部门产值（非自由时间对应同等时长 GNP ） + 自由时间价值（可近似视为是自由时间对应同等时长 GNP ）。其中，自由时间价值等于体验业溢出 GNP 的国民幸福值加自主劳动价值，即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两部分价值之和。  

为人民谋幸福，以及国民幸福总值，不再是一种虚而又虚的东西，它变成了我们伸手可及的日常实践。通过国民幸福总值这一尺度，我们可以算出从 GNP 角度算不出的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价值，例如家庭经济的贡献、新经济的贡献、体验业的贡献、自主劳动的贡献等等。

如果我们抓得住八小时之内和之外的一切有价值的机会，充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最理想的回报：有钱，同时心情舒畅。

《信息空间》2004-7-8